时间：2018-03-14 来源：环保创业邦 作者：

　　PPP这套思路是很好的，只不过大家不严格、不规范地做PPP，把好经念歪了，所以中央各部委近期接连出台了几个规范发展PPP的文件，建立负面清单堵漏洞。

　　PPP进入强监管周期，逐步回归理性

　　环境经济：伴随着PPP快速发展产生了很多的问题，也引起了中央各部委的高度重视，财政部去年颁发的92号文直指非规范化项目，要求各省市对项目进行集中整改和清理，也给出了限定期限。您觉得清库的项目数量会不会很大?一旦PPP项目被清理出库，投向PPP的资金又该如何处理?

　　王守清：学术界有一个大概统计，如果严格按照92号文的要求，目前财政部PPP项目库里将近2/3的PPP项目是不合规的，或者说有不合规的成分。但我个人判断，把这2/3不合规的PPP项目全部清库也不可能，估计将清掉10%左右。

　　如果这个项目是使用者付费的，对投资者的影响就不大。如果是政府付费的，分为两种情况：一是签约了但还没有真正投入，大家可以坐下来商量整改。二是已经投入了，我个人建议，看现有投资者是否还愿意整改，即谈判调整到合规为止。如果同意，就是一个重新谈判的过程，如果不同意，就把现有做完的部分进行评估，把事情了结，边界一定要清楚。然后，这个项目再采用TOT模式，政府重新找投资者。

　　环境经济：目前，中央各部委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骤然增加，有媒体报道，金融机构对92号文之前已经入库的项目持观望态度，对入库新项目采取审慎的态度，甚至有些股份制银行已经不做PPP业务了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?

　　王守清：银行收紧，这是肯定的。我个人判断，在3月31日前，银行肯定就不做了;4月到年中，我觉得是观望阶段，如果银行的其它业务好，做PPP的积极性就不高，如果不好，可能还会做PPP;下半年就进入理性阶段，合适的PPP项目就做，不合适的就不做。这也是PPP的一个优点，如果一个项目不好，地方政府再想上，没有投资者投资、没有银行放贷，这个项目也做不了。PPP就是要灭掉“政绩思维”，回归理性，避免出现政绩项目和重复项目，有效解决投资无效的问题。

　　我想强调的一点是，如果严格按照PPP的理念和国家政策走，银行不肯放贷的项目就不能做。与其不规范地做PPP项目，还不如不做，不然最后还是政府埋单、老百姓受罪，代际不公平。现在的情况是，规范的PPP项目银行不想做，因为其它业务多饿不死;不规范的PPP项目银行不能做，因为承担风险太大，所以要倒逼银行要做规范的PPP项目。

　　我个人希望，通过这一轮严格监管，能够倒逼金融体系改革，虽然很难，但还是会有效果，至少这四年有些银行正在学习PPP。国际上，真正主导PPP的都是金融机构，而不是工程公司，反观我国主导PPP的基本上是央企国企工程公司，这是不对的。如果哪一天，中国的PPP真正由金融机构主导了，我们的PPP市场就算真正成熟了。

　　环境经济：谈到PPP，离不开融资的话题。值得关注的是，PPP项目资本金及融资有部分来自资管计划，而大资管新规要求穿透式管理，这将对PPP产生哪些影响?

　　王守清：在发达国家，金融体系、法律体系和信用体系等比较健全，投资者只需要出资占项目总投资的5%～10%做资本金即可，而在发展中国家，由于金融体系、法律体系和信用体系等不健全，一般政府和银行都会要求投资者出项目总投资10%～30%做资本金。加上我们国家的项目资本金制度规定，投资者出资必须占到总投资的20%～25%，这些叫股(资本金)，剩下的75%～80%就是债(贷款)，这其实是对政府(含公众)和放贷金融机构的一种保护，如果投资者不好好干，资本金可能损失。

　　但现实中，大家都在打如意算盘。比如说，工程公司和基金公司组成联合体投标，中标后成立项目公司的时候，工程公司不想出钱，因为钱用光了，又不能让政府出函增信，也不能让母公司提供担保，但又想拿到这个工程;基金公司没有央企又中不了标，而且基金的钱又是别人的，这样一来就成了明股实债，股和债都是借来的，这对政府、公众和放贷方都很危险。事实上，在我国，出1%的股份和不占股份(即0%的股份)是有本质区别的，如果投资者出了1%的股份，就往往意味着要承担连带责任(特殊情况除外)。

　　所以，去年新上任的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强调，要坚持并强化对资本金的管理。任何投资项目、任何金融活动，自己要投入一定的自有资金，再进行适度的融资，这是必须守住的底线。不能让政府的各种公共性基金作为资本金，更不要让社会资本用借款作为资本金，然后再用银行资金做运营。

　　央企国企工程公司不能只做承包，要有能够持久的东西

　　环境经济：192号文要求各中央企业对PPP业务实行总量管控，从严设定PPP业务规模上限，防止过度推高杠杆水平，这对民企来说是不是一个利好?

　　王守清：限制央企，是必须的。在我国PPP领域，完全排除央企和国企，是不合适的，也不符合国情。但是，如果一直由他们主导，不对央企和国企加以限制，必然会出现目前的两个结果，一是国进民退，二是较难实现“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”这一PPP本质要求。

　　至于对民企是否利好，我认为，这一轮清库整顿，合规项目总量在下降，但受限于192号文，央企参与的项目总量也在下降，这是一个双降的过程。因此，实际上大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，民企的机会不会增加很多，会有一点增加，也是为那些有实力的民企准备的，对那些差的民企而言，即便是央企国企不做的PPP项目，他们也没有机会。

　　环境经济：您怎样看国企和民企在PPP中各自承担的角色?

　　王守清：从实力而言，国企和民企主要的差别，在于融资能力和特定类型项目的技术能力等。国企负债达到80%～90%，都还能贷到款，而民企即便负债大大低于这个比例，也贷不到款或成本较高。当然其中有企业信用的原因，但这也是目前国企和民企起点差距最大之处，或称作最不公平的地方之一。

　　对一些需要大型设备和高技术的项目，比如地铁，国企的确有优势。但在其他方面，国企和民企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。地铁、高铁这些项目，可能更适合国企，其他类型的PPP项目，民企也都可以做，且它们的表现不俗，特别是在污水和垃圾处理等领域。民企最担心的，是政府没有契约精神，国企虽然也担心，但没有那么在乎，因为毕竟都是体制内的。

　　因此，我们主要应从法治、信用、融资、公平、公开等方面进行改善。这些大问题解决了，项目层面的问题相对好解决;这些大问题不解决，即便项目层面的问题解决得再好——比如合同签得好，企业也还是处在风险中，毕竟PPP是长达几十年的长期投资，一旦政府不遵守合同，企业特别是民企将损失严重。

　　环境经济：正如您先前所说，目前我国主导PPP的仍然是央企和国企工程公司，外界有这样一种说法，“PPP做成了拉长版的BT”。随着92号文、192号文的印发，您认为未来央企和国企的出路在哪里?

　　王守清：我记得，2003年我刚回国，和央企、国企的负责人交流时谈到，国际上顶级的承包商，其50%收入来自传统业务，50%收入来自非传统业务。非传统业务中，30%收入来自PPP，20%收入来自其他衍生业务。现在，我则提新的一种说法即“三三开”，好的央企工程公司，1/3收入来自海外业务，1/3收入来自传统业务，1/3收入来自PPP，但是海外业务中有大量传统业务，也有PPP等业务，主要是比例问题。

　　所以，作为一家大型的央企工程公司，应该重视PPP业务，因为建筑业是波动性很强的夕阳产业，要么往上游走去投资，要么往下游走去运营，不能都干了承包活就跑。我当时总用3句话说服他们：做承包相当于收人头费，做的规模越大，钱赚的越多，但最大的问题是饥一顿饱一顿;做BT相当于批发，拿到一个BT项目，三五年都有活干，干完项目政府花钱回购;做PPP相当于零售，如建设好一条高速公路或者修建了一座发电厂，就可以收过路费或者卖电30年，这就延长了业务期，还规避了波动性，当然不是只做PPP，也并非所有的项目都适合PPP。

　　随着92号文、192号文连续出来，有些有战略眼光负责任的央企、国企的高管坦言，过去几年做PPP就是为了拿承包业务，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了问题，开始考虑长久以后该怎么办。我的回答是，请他们记住几个数字。

　　“30%”。PPP不是天上掉下的馅儿饼，我国所有公共产品中约30%可能做PPP，如果不要这30%的业务也可以过得很好，那就可以放弃PPP。

　　“50%”。一个特定国家的一个大型工程公司发展到不同阶段时，它的各种业务模式占比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现在就应该考虑发达国家承包商的50%比例，即50%收入来自传统业务，50%收入来自非传统业务包括PPP。

　　“10～20年”。目前，在我国大中城市，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干10年左右，在西部地区还能干20年左右，那么20年后大型工程公司几十万的队伍该怎么办?要么大量人员改行，要么拓展其它衍生业务，要么就“走出去”，到非洲、拉丁美洲。但“走出去”的问题又来了，谁愿意去?特别是几十年独生子女政策后。所以，不能光做承包，还要有能够持久的东西。

　　不论对央企、国企，还是对民企特别是工程公司，把握住“30%、50%、10～20年”这几个数字，将会对企业长远战略布局产生重要影响。